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国土沦陷，泾县多次遭受日本侵略军的侵犯，《泾县志》对当时的记录如下：

  民国27年
  2月15日(农历正月十六日)上年, 一架日机窜入县城上空,在北门外桂竹园投掷炸弹1枚，全城受到惊拢,一时秩序紊乱。
  11月14日(农历九月二十三日)下午, 4架日机在县城长塘北头投掷炸弹, “大夫第”赵宅山墙坍塌,楼阁堕毁。
  11月19日(农历九月二十八日)上午, 5架日机在县城投弹多枚,城隍庙(今三角公园北侧)、夫子庙、荷花塘西(今泾川宾馆一带)、泾川小学(今后勤部部院内)、金谷春曹宅(原县委后院宿舍区)、南门郑宅等处被炸。毁房屋数十间。

  民国28年
  农历五月十五(公历七月一日), 12架日机先后窜入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上空,妄图轰炸新四军指挥机关,但未敢低空飞行,便在上空向云岭老村、罗里村、中村等处投弹十数枚,炸毁民房数十间。中村董家桐堂(时为新四军教导队驻地)、罗里村“种墨园”(时为军部驻地)脚屋一部分以及民居3间(时为战士食堂)被炸。
  7月中旬(农历五月下旬), 5架日机在县城上空沿北门口至荷花塘一带投弹近10枚,大安寺佛殿(今苏果超市)被炸毁。

  民国29年
  10月上旬(农历九月),日军对皖南开始“大扫荡”。沿繁昌、南陵等地进犯本县。10月6日军进犯汀潭时烧毁民房百余间。
  10月7日(农历九月初七),日军侵入小岭时,枪杀村民曹儒宜及曹一龙父子等5人并烧毁了南壇殿和民房138间。村民衣物细软财物被洗劫一空,家禽家畜均被杀光。
  10月8日(农历九月初八),日机轮番轰炸小岭、枫坑、梅村。日军进犯枫坑时还烧毁民房、店铺,枫坑街毁成一片瓦砾。
  同日,日军侵入县城,多处纵火。从南门外谏议第至南门口一带房屋、东门王氏宗祠、左姓八甲祠(原城关镇政府)直至旧县衙一带沿街市房约200间均烧毁,抢劫财物,奸淫妇女,抢杀无辜百姓多人。此外。还烧毁幕山庵忠烈祠,并用刺刀戳伤显理和尚。同日, 3架日机曾轰炸金锹岭一带。
  10月9日(农历九月初九)中午, 7架日机轰炸县城并投掷燃烧弹,南街自南水关至当铺巷(今郑家宅)一带沿街二面市房百余间全被焚毁。
  10日晨(农历九月初十日),日机出动36架窜犯本县上空,沿县城、双坑、琴溪、罗家冲、赤滩、马头和南陵县的张村、邓村一带轮番扫射轰炸。毁民房、祠庙数百间,炸死炸伤村民多人。同日, 2架日机窜入水东（今桃花潭镇）翟村、万村一带扫射轰炸，炸毁翟村竹梅居宅。

  民国33年
  4月,日军小股部队由南陵县窜至泾县北乡童瞳村,洗劫民居,掠抢粮食衣物,并抢走民间私有字画古玩文物多件,数名未及逃跑民妇被轮奸凌辱,骚扰5天后返回南陵。
  这是泾县及周边地区遭受日本侵略军的影响，县政府曾一度不得不移至戴家冲办公，在战火中幸存的泾县百姓举家外迁，泾县的社会经济秩序陷于一片混乱。纸浆业再次遭受重创。一是因国土沦陷、交通阻塞，纸浆销路不畅；二是因战前纸浆出口日本占总产量的三分之一，战争爆发后，双方的贸易关系中断。受战争影响，小岭纸浆棚户骤减到10户，纸槽36帘。
  1938年冬，驻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民运干部侯蔚文到小岭许湾宣传抗日救国，发动群众成立“工抗会”， 在此基础上发动群众集资，1939年4月成立“皖南双岭坑纸浆生产合作社”和“皖南梅村纸浆原料生产合作社”，并得到当时“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泾太事务所”的支持，获得贷款4800余元法币。纸浆生产合作社有4帘槽，30余名工人。当年生产纸浆达10吨，其中大部分供应新四军政治部用以印刷《抗敌》《抗敌报》等报刊及宣传单。两社的生产经营由地下共产党员丁秀山、曹金淦、孙云山、曹鸿根、曹锦堂等人负责。1940年8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专门到许湾看望纸浆员工。“皖南事变”时，两社职工曾冒着生命危险接送100余名突围的新四军指战员安全转移。1941年5月国民党当局得知此情报后，下令解散了“两个合作社”，并没收了“两社”所有财产，逮捕了丁秀山、曹金淦、曹夏生、曹世牛等4人。

“工合”运动胸章
 

  抗战胜利后，泾县交通依然不畅，纸浆外运时间长，厂家资金周转困难，货物积压，生产难以维持，只有少量的纸浆厂家虽坚持生产，却无力精工细作，产品廉价出售。再因国民政府经济崩溃，通货膨胀，物价上涨，工人无以养家，厂房设施无力维护，原料基地荒芜，到1948年前后全县纸浆只剩下5帘槽在苟延残喘。1949年解放前夕，全县纸浆业几乎全部停业，纸乡一片凋零。纸工们有条件的改行，无条件的依靠砍柴艰难度日。